老寡妇都挨了训，自然没有第二个人敢开口了。
所谓第二个人，谁也明白绝不是向嫂，绝不是高白继祖，自然只有我们的白先生。白先生不是不敢开口，因为白先生自从办了喜事以来，也和唐姑奶奶的心思一样，想安安逸逸地过一些时日。他也累够了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六七点钟的功课，星期六还好，只四点钟，若果光教一个中学又好啦，但是教的乃是三个中学，都是老主顾，和他已发生了除非死、除非自己告退是绝不会有六腊之战一九一五年，袁逆世凯叛国，蔡松波率领滇军伐叛入川，与袁战于泸县与纳溪之间，当时称为泸纳之战。其后，川局不宁，学校校长几乎每学期必有更动，校长更动，连及教师，每年六月、腊月为解聘、续聘之关头，竞争激烈，故世人谐音称为泸纳之战。——作者注的恐惧的历史。自疏散以来，三个中学恰好散在老东门、新西门、老南门三门之外各十余里地方，而且都不通大道，都相当偏僻，现代的交通工具不能去，就能去，也没有这种工具的。别人教的学校，或许有两个三个邻在十里之内，别人可能同一天到三个学校上课，看来辛苦极了，刚在这学校下了课，又须急急忙忙步行到那学校；其实，倒并不怎么辛苦，多走几里，权当散步，权当休息，因为在甲校的两小时连上的功课，可以只教四十五分而早退，而乙校的连上两小时的功课，也一样的只教得四十五分，而迟到；这不是教习先生的过失呀，学校得原谅，学生更加欢然。但是白知时却捡不着这种魌头，他的功课，大抵每个学校占两天整的，说起来，每天只走一处，少辛苦，可是既不能早退，又不能迟到，而且他的老实教学法又习惯了，号音一响，便上讲堂，不点名，不说空话，打开书本就认真地讲，偶尔写写黑板，也很快，因为太熟了的缘故；又不肯借故缺课，除非害病，害得支持不住了，然而几年当中身体偏又很结实。以前尚觉得高兴，他对得住学校，学校也对得住他，不管专聘或是以钟点计，每月得来的薪水，总用不完，除了存一笔在一个极稳妥的私家银行外，还可时时兑一些给居孀的妹妹，或者帮助几个同乡学生；就是在民国二十七八年时，还捐献过好多次给国家去买飞机，和做慰劳之用。——当然也同一般捐款的人一样，捐了就是，从没有问过后果，而偶尔发表一张捐款人名单，也从不过目，就听人说及没有自己的姓名，也只笑一笑而已。——学生们也对得住自己，亲切、尊敬、听话。然而自三十年以来，这兴致就一学期不如一学期，自然，报酬太菲薄了，物价每月跳一丈，而教习的薪水却每学期只增加一寸。那时的教育厅长又是一个对哪都不含胡的时新的所谓三干人物，只管自己住洋房、坐汽车，但是一开口便说：“譬如我堂堂厅长，每月也才四百元的薪水，各位一个中学教师，每月拿到一二百元，也够啦！要说不够穿吃，目前抗战紧急，救亡且不暇，哪能顾到个人的饱暖？教育本是清苦而高尚的职业，我们既高尚了，精神方面多得一点安慰也罢咧，为何还要论及物质？像这样只在报酬上斤斤用心的人，怎配说是为人师表！不如老老实实去当黄包车夫，不如老老实实改行做生意！我竭诚奉告各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各位冷得、饿得，国家自然得救，只要国家得救，各位就牺牲了也值得呀！如其一定在这困苦时节，要求增加薪水，甚至强迫学生格外出钱、出米来尊师，那，兄弟不客气，决定奉行委员长的手谕，宁可封闭学校，也不许可开此恶例的！”这种不顾事实的官话，也实在令人灰心。因为白知时既不能丢下课本去摸车杠，如教育厅长所指示，又不能去摸算盘，如好些校长们之已为，而自己又习与性成，到时候必上课，一上课必认真，上课时倒不觉得什么，但下课回来，把车钱一出，算一算，真禁不住就颓然了。兴致不佳，以前心安理得认为乐事的，今日出于勉强，差不多就甚感其疲，何况菲衣俭食，营养不足，身体也受了不少的恶影响。多劳一点神，多讲一点书，就感到头昏，感到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