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寡妇都挨了训,自然没有第二个人敢开口了。
所谓第二个人,谁也明白绝不是向嫂,绝不是高白继祖,自然只有我们的白先生。白先生不是不敢开口,因为白先生自从办了喜事以来,也和唐姑奶奶的心思一样,想安安逸逸地过一些时日。他也累够了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六七点钟的功课,星期六还好,只四点钟,若果光教一个中学又好啦,但是教的乃是三个中学,都是老主顾,和他已发生了除非死、除非自己告退是绝不会有六腊之战一九一五年,袁逆世凯叛国,蔡松波率领滇军伐叛入川,与袁战于泸县与纳溪之间,当时称为泸纳之战。其后,川局不宁,学校校长几乎每学期必有更动,校长更动,连及教师,每年六月、腊月为解聘、续聘之关头,竞争激烈,故世人谐音称为泸纳之战。——作者注的恐惧的历史。自疏散以来,三个中学恰好散在老东门、新西门、老南门三门之外各十余里地方,而且都不通大道,都相当偏僻,现代的交通工具不能去,就能去,也没有这种工具的。别人教的学校,或许有两个三个邻在十里之内,别人可能同一天到三个学校上课,看来辛苦极了,刚在这学校下了课,又须急急忙忙步行到那学校;其实,倒并不怎么辛苦,多走几里,权当散步,权当休息,因为在甲校的两小时连上的功课,可以只教四十五分而早退,而乙校的连上两小时的功课,也一样的只教得四十五分,而迟到;这不是教习先生的过失呀,学校得原谅,学生更加欢然。但是白知时却捡不着这种魌头,他的功课,大抵每个学校占两天整的,说起来,每天只走一处,少辛苦,可是既不能早退,又不能迟到,而且他的老实教学法又习惯了,号音一响,便上讲堂,不点名,不说空话,打开书本就认真地讲,偶尔写写黑板,也很快,因为太熟了的缘故;又不肯借故缺课,除非害病,害得支持不住了,然而几年当中身体偏又很结实。以前尚觉得高兴,他对得住学校,学校也对得住他,不管专聘或是以钟点计,每月得来的薪水,总用不完,除了存一笔在一个极稳妥的私家银行外,还可时时兑一些给居孀的妹妹,或者帮助几个同乡学生;就是在民国二十七八年时,还捐献过好多次给国家去买飞机,和做慰劳之用。——当然也同一般捐款的人一样,捐了就是,从没有问过后果,而偶尔发表一张捐款人名单,也从不过目,就听人说及没有自己的姓名,也只笑一笑而已。——学生们也对得住自己,亲切、尊敬、听话。然而自三十年以来,这兴致就一学期不如一学期,自然,报酬太菲薄了,物价每月跳一丈,而教习的薪水却每学期只增加一寸。那时的教育厅长又是一个对哪都不含胡的时新的所谓三干人物,只管自己住洋房、坐汽车,但是一开口便说:“譬如我堂堂厅长,每月也才四百元的薪水,各位一个中学教师,每月拿到一二百元,也够啦!要说不够穿吃,目前抗战紧急,救亡且不暇,哪能顾到个人的饱暖?教育本是清苦而高尚的职业,我们既高尚了,精神方面多得一点安慰也罢咧,为何还要论及物质?像这样只在报酬上斤斤用心的人,怎配说是为人师表!不如老老实实去当黄包车夫,不如老老实实改行做生意!我竭诚奉告各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各位冷得、饿得,国家自然得救,只要国家得救,各位就牺牲了也值得呀!如其一定在这困苦时节,要求增加薪水,甚至强迫学生格外出钱、出米来尊师,那,兄弟不客气,决定奉行委员长的手谕,宁可封闭学校,也不许可开此恶例的!”这种不顾事实的官话,也实在令人灰心。因为白知时既不能丢下课本去摸车杠,如教育厅长所指示,又不能去摸算盘,如好些校长们之已为,而自己又习与性成,到时候必上课,一上课必认真,上课时倒不觉得什么,但下课回来,把车钱一出,算一算,真禁不住就颓然了。兴致不佳,以前心安理得认为乐事的,今日出于勉强,差不多就甚感其疲,何况菲衣俭食,营养不足,身体也受了不少的恶影响。多劳一点神,多讲一点书,就感到头昏,感到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