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章太炎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注意“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他在1897年8月22日出版的《经世报》上，刊出《读管子书后》，称：“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尽管他依托往古，比附西方，但谈到“工艺”，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倾向；又谈到“贸易攻人而有余”，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章太炎还担任过《译书公会报》主笔，以“开民智，广见闻”，“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12]。章太炎亲为撰序：“瞽者羡瞀者，瞀者羡明者，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爱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吾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13]对西方“新理”也示向往。非但如此，他还和曾广铨合译过《斯宾塞尔文集》，第一论即为《论进境之理》[14]。他注意西方“新理”。注意社会“进境”，能说是“没落阶级”的情绪吗？能说是抵制“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