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点尴尬了。原本他想趁周日办公室没人来收拾东西的，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卷铺盖走人，实在有点难看。
调离实验室的事是所里的副书记找他谈的。副书记说话和风细雨，说老朱身体不好，还经常去医院检查，经不住实验室那么没日没夜地赶工期和进度。都做了爷爷的人了，不该让他这么操劳。研究所是党领导下的单位，不是资本家的吸血工坊，不会等着吸干人的最后一丝骨髓。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跟组织上提。
老朱在实验室一年半多，确实有点吃不消。那帮二三十岁的小年轻，激进得不得了，选最难的路，定最高的标准，什么都要做最好，做到最好还要精益求精。他天天跟着他们没命地干，跟生产队里那头被蒙了眼睛的驴一样，不知道方向，疲于奔命。
现在副书记来找他，其实他心里是长舒了一口气的。有了台阶，就好顺着下去了。
副书记最后拍着他的肩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二十年。等这帮小年轻到你的年纪，就明白你的苦处了。谁还没年轻过啊，当年三二一工程那会儿，我们当顶梁柱，不也意气风发过嘛！”
老朱连心意都平了，心道副书记不愧是领导。该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真是一门学问。只是有点遗憾，他当初申请进实验室，是奔着正高职称去的。还有5年退休，再没拿得出手的成绩，就没戏了。但钻机海试失败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