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在第11节更充分地解释这一理念。我眼下的目的，仅仅想弄清楚，对于不必要的抽象指控，斯坎伦的选择状态中相关的部分要比罗尔斯的情形少一些。那些在讨论正义原则的人们不是被剥夺了信息；恰恰相反，他们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关于归属于他们的动机没什么神秘的：他们仅仅被一个动机所驱使，这个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即渴望以对他人而言是被保护的方式行动。
在这一节的开始部分，我批评了政治哲学的“解释性”方法。然而，从斯坎伦的建构开始，我认为，事实上存在的道德信仰在正义论中能够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想知道在某些假设条件下人们将赞成什么。这些实际条件越接近于斯坎伦提出的理论，我们就更需要他们更多用来作为在理想条件下我们将会同意的证据。这种方法和“解释性”方法的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我批判地、有选择地利用了普通的信仰，使用了一般的正义论作为试金石。既然每天的实践和信仰表现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理论告诉我们尤其要警惕一种常识性道德，我们可能最希望他们表达因权力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偏见。因此，例如，似是而非的是，常识性道德的大部分不得不说到令人怀疑的两性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来解释这些，我们可以猜测它会被妇女理智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