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对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都令人惊叹不已，同时也引起了深深的迷惑。
     自1986年在三星堆首次挖掘出1号和2号两个埋藏器物的坑之后，考古团队在2021年在这两个坑之间又相继揭露了3至8号坑。除了已知的象牙和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外，特别是2022年6月14日在7号坑中挖掘出的被称作“镇坑之宝”的龟背形网格器，尤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龟背形网格器”并非该文物的原始名称，因为自从发掘以来并未发现任何相关文字记载，因此考古工作者暂时根据其外形给予了此名称。
     总的来说，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青铜制的尊、盘、璧、人像等，研究表明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与中原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相似，铸造时使用的合金比例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时期墓葬中的铜器相似。
     另一类是如权杖、黄金面具等覆金器物，这类物品在中原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都极为罕见，却与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中头像覆金的做法相似。至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西亚苏美尔文明的乌尔王陵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物品。
     可以说，在“龟背形网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的文物都能在同一时期的工艺或类似物中找到对应。许宏教授曾指出：“我们对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陌生，是因为我们视野的局限……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见过超出现有认知的发现。”
     然而，“龟背形网格器”显然并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在包括殷墟在内的许多夏商周的考古遗址中，也未见与之类似的物件。
     因此，若能解开“龟背形网格器”的谜团，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三星堆文明及其人民的来源和发展。
     根据考古资料，“龟背形网格器”呈现青铜质的椭圆形网格状，其一侧设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装置，可以开闭，并配有四个青铜龙头形状的把手及两三根青铜飘带。
     在该青铜器内部锁存了一块与之形状相符的玉石，并在器内发现了黄金和丝绸的残余，这表明三星堆人曾将他们视为最珍贵的物品封存其中。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被三星堆人精心保存的器物体现了华夏文化的各种元素：龙、玉、丝绸、龟甲……，明显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神秘的龟背形网格器究竟是什么呢？
     尽管众多网友将其戏称为古代烧烤架，但有网友引用了《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
     “龟甲、白玉、黄金、青绳”，这些描述与《竹书纪年》中关于尧舜禅让时河图洛书的记述相吻合，与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不谋而合。
     根据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研究，该遗址被认为是尧都平阳的所在地。何驽博士根据出土的王者大墓木杆对照日影长度的实验，推断尧时的一尺约为25厘米。
     而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的周长约为236厘米，恰好符合其“广九尺”的描述。
     网友的评论似乎为我们揭示了龟背形网格器的真实身份。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三星堆文化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即公元前1680年至前1046年。而尧舜的时代则在夏朝之前，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
     若以夏朝为标准，尧舜的年代定在夏朝之前，即公元前21世纪，那么从尧舜到三星堆时期至少有400年的间隔。若以陶寺文化的起始为标准，尧的时代则为公元前2300年，与三星堆文化间隔超过600年。
     如果龟背形网格器真是尧舜时期的王权交接象征物，并由舜传给禹，再由禹的后人带入蜀地，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从商末周初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伐蜀”、“至蜀”等占卜文字，以及当时蜀人千里迢迢参与周武王的伐纣联军的情况来看，蜀人与商朝间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纠葛。
     当然，龟背形网格器是否真为尧时期的产物，后被三星堆人所获，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还缺乏确凿的证据。